如果說中國式現代化是可衡量、可感知的，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樣的具體圖景？有哪些具體的評價指標可供測量？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目標，又需要何種路徑選擇、做出哪些關鍵部署？
　　對于以上問題，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教授劉俏在近日舉辦的“第二十五屆北大光華新年論壇”上給出了見解。劉俏代表光華管理學院課題組發布了《中國式現代化目標、方向和路徑研究報告》。報告從四個維度——經濟、社會、政治、生態，共計55個指標來反映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并聚焦實現現代化目標亟需關注和解決的重要問題。
　　在本次論壇上，劉俏重點闡釋了五大關鍵指標——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增速、全球價值鏈上游程度、居民消費率和可支配收入、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與戶籍人口城市化率之間的差異以及“超越GDP”的經濟指標。值得一提的是，光華學者們突破傳統GDP的局限性，創造性地提出有效GDP（EffectiveGDP）的概念，通過調整因子構造出有效GDP這一反映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要求的經濟總量衡量指標。
　　兩大課題組聚焦“二十大”重大時代議題
　　劉俏表示，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特別提到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那么，基于這五大特征的中國式現代化，究竟是什么樣的具體圖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又需要何種路徑選擇、做出哪些關鍵工作部署？
　　為此，光華管理學院的兩個課題組分別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目標及評價指標體系研究》和《超越GDP》展開有組織的科研，回應“二十大”重大時代議題、回應中國式現代化建設。
　　其中，《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目標及評價指標體系研究》，重點關注中國式現代化指標體系，用55個指標從經濟、社會、政治、生態四個維度描繪中國式現代化的圖景，為未來分階段目標落實的步驟、重要戰略導向和重大政策選擇提供參考。
　　《超越GDP》則是研究反映中國式現代化本質要求的經濟總量的衡量指標。該項研究也是響應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呼吁，作為構成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重要的改革舉措。目前研究已取得階段性進展。研究團隊在指標構建選取方面突破傳統GDP指標的局限性，合理延伸了GDP的內涵，創造性地提出“GDP調整因子概念”和“有效GDP”的概念。
　　“為更好地推進、實踐中國式現代化，理解和把握其目標內涵、發展方向以及路徑選擇，指標體系的構建十分關鍵?！闭雇磥?#xff0c;劉俏表示，將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構建不同的指標體系，以反映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地區）的差異性，從而更好地評價不同發展路徑下人民的福祉水平，一方面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另一方面也將為國際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提出科學、可行的政策建議。
　　從五大關鍵指標理解中國式現代化
　　劉俏表示，根據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和底層邏輯，在所構建的55個指標中再聚焦，可以重點關注以下五個指標，以幫助我們理解和判斷中國經濟社會到底處于什么樣的發展階段，中國高質量發展存在哪些挑戰。
　　關鍵指標1：全要素生產率
　　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對經濟高質量發展提出了迫切且具體的要求，特別強調“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促進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是我國未來不斷形成新質生產力的源泉。中央財辦有關負責人在解讀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時提到了“新質生產力是以全要素生產率提升為核心標志”。
　　全要素生產率為何如此重要？劉俏分析，其基本邏輯可追溯到“增長理論”。根據Robert Solow提出的索洛模型，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由要素（資本、勞動力）增長和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簡稱TFP）的增長來解釋。改革開放的前三個十年，中國強力推進工業化進程，推動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因素——全要生產率的增速一直保持在4%左右，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同期貢獻了近40%的GDP增長。這也解釋了中國經濟為什么在1980至2009這三十年能夠保持年均10%的經濟增長。
　　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工業化進程進入尾聲甚至可以說已經基本結束，中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開始下降，從工業化階段的年均4%逐漸下降在2%以內。西方現代化過程中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是經濟體在完成了工業化之后還能保持2.5%左右的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速。以美國為例，美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基本完成工業化進程，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只維持在1%以內，最近幾年甚至降至0.4%、0.5%左右，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美國長期增長率只能達到1.5%左右。
　　傳統觀點認為在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下降到2%以內后，我國長期增長率大約只是在3-4%之間，中國將長期面臨與西方國家一樣的生產率增長的挑戰。在劉俏看來，在工業化進程結束后，中國依然能夠找到一系列驅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結構性因素，從目前低于2%的水平反彈，在未來十幾年保持2.5%或以上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從而實現5%左右的中長期GDP增速。對全要素生產率未來增速的判斷，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對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空間的判斷。這也是為什么我們會選擇將全要素生產率增速作為最核心的評價指標的原因。
　　“在未來十幾年，投資很重要?！眲⑶卧谡劦饺绾伪３秩厣a率增長時強調，通過對1978至2017這四十年間的數據分析，中國投資率每增長10個百分點，會帶動整體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1.18個百分點，兩者有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劉俏表示，考慮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特點，可通過“政府+市場”聚焦節點行業和節點領域的投融資，具有拉動上下游市場主體就業的巨大能力，因此我們想要保持投資強度，就需要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對現在的或是未來的節點行業和節點領域保持一定的投資強度。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同時，也提出“打造生物制造、商業航天、低空經濟等若干戰略性新興產業，開辟量子、生命科學等未來產業新賽道”。這些行業和領域都有望成為節點行業和節點領域。
　　通過頂層設計和產業政策，保持投資強度甚至超前投資，引導資源配置在有助于形成推動生產率增長的新的節點行業和領域，進一步解決長期桎梏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結構性問題。如果這一過程中發揮好政府投資和政策激勵的引導作用，有效帶動激發民間投資、推動各類市場主體不斷涌現和創新活力的迸發、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那么我國面臨的生產率增長挑戰就有可能得到化解，而經濟長期增長的潛能也能順利釋放。
　　綜合來看，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可依賴的路徑主要來自兩個環節：一是未來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的發展；另一個是進一步解決制度性障礙，通過體制改革和進一步高質量的開放，破解制約中國經濟增長、制約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結構性問題。
　　關鍵指標2：全球價值鏈
　　劉俏表示，過去幾十年，我國積極參加全球范圍的產業分工，成為全球價值鏈的重要參與者。我國目前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出口中本國中間品和外國中間品占比之后）高達62.6%，遠高于美國的46.9%和日本的47.8%。我們除了關注全球參與度，更要關注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如果一國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下游，其發展很容易被處于上游的經濟體或者國家遏制。
　　根據測算，中國價值鏈上游程度的取值為0.01，同期美國為0.29，德國為0.14，日本為0.08。橫向比較提醒我們，我們在全球價值的位置相較于美國等主要工業化國家要相對不利得多。在全球化進展順利的時代，這可能不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然而，隨著國內外環境的劇烈變化，雙邊、多邊關系之間的科技、經濟、安全等格局都在發生深刻調整，其重要性就愈發凸顯。我們強調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和安全，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種情況下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定位非常重要。所以“全球價值鏈”這一指標本身也是關注現代化進程和發展質量很重要的指標之一。
　　“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上的位置需要往上游走，達到日本、德國甚至是美國的水平，未來十幾年時間需要做非常多的努力，最重要的就是研發，尤其是在基礎研究領域。”劉俏表示，從投入總量上看，2022年，中國研發費用首次突破3萬億元，研發強度也達到迄今最高的2.55%，達到了工業化國家的平均水平，但和同期美國3.45%、日本3.26%、德國3.14%的水平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在基礎研究領域，歐美發達國家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費用的比例基本穩定在12%以上，美國大約為15%，基礎研究投入大幅超過我國。2022年，我國基礎研究經費投入剛剛突破2000億人民幣，美國用于基礎研究的經費換成人民幣應該是1萬億人民幣以上，是我們的5倍。我國基礎研究投入占比2022年達6.3%，仍遠低于主要經濟體12-25%的水平。因此，在加大總量投入的同時，我國基礎研究占研發經費比例相對不足的結構問題也亟待改變。
　　基礎研究的研發是一個國家真正掌控在全球競爭中制高點最重要的基礎，事關推進我國實現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強，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的位置。劉俏建議，基礎研究難度大、周期長、風險高，這個過程中，需要發揮好財政，尤其是中央財政的積極作用、引導作用，通過發行長期國債等方式將所獲資金投入到難以僅依靠市場力量的底層、重大、前沿技術創新領域。與此同時，需要充分調動市場力量，進一步完善科技創新估值體系，把基于基礎研究帶來的社會回報大于資本回報的部分納入企業估值體系之中，實現對科技創新的估值溢價，以有效激發創新主體投資基礎研究的積極性，進而促進全社會實現創新發展。
　　關鍵指標3：居民消費率和可支配收入
　　從“十四五”規劃綱要強調“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到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提升國際循環質量和水平”，再到不久前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于2024年擴大國內需求的著重部署，顯示了強大的國內市場和不斷提升的居民消費率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將越來越重要。
　　劉俏表示，從基本面看，中國現在的居民消費率約占GDP比重38%-39%左右。從國際比較看，這一比重與美國70%左右、日本約65%的水平相比明顯偏低。我們預測，隨著強大國內市場的形成、消費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基礎作用的發揮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中國居民消費率2035年將提升至60%以上，其中服務消費在消費的占比也將提高到60%以上。居民消費率對于我們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方向，評估我國現代化的進程具有重要意義。
　　居民消費率偏低背后的關鍵因素，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過低。2012-2021這十年間我國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在42-45%之間，大部分年份為43%左右，遠低于美國同期70%的水平。這個指標的全球均值為60%。在未來，我們能否把這個指標也提高到60%甚至更高一些，對評估經濟發展的質量有著重要意義。
　　那么，如何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劉俏分析，有很多環節都可以優化，比如：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勞動所得的占比能否提高？在第二次分配中，在稅收方面能否以轉移支付等形式，增加城鄉居民的消費能力？此外，我國目前居民人均財產性收入為人均GDP的4%，遠低于美國的16%。如果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達到美國的水平，我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GDP占比可由目前的43左右%提升到55%，將極大提升居民消費率水平。
　　關鍵指標4：
　　“18%到0”，推動鄉村振興和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
　　劉俏表示，收入和發展機會不平等是制約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痼疾。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是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題中要義。這也是我們為什么將“推動鄉村振興和以人為中心的城鎮化”作為最重要的指標之一的原因。
　　中國的收入和機會不平等集中體現為城鄉二元結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差距不斷縮小。目前，我國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依然是農村居民的2.5倍左右。即便在共同富裕示范省的浙江，這個數字最低，但也有1.7倍的差距。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之時，這種差距應該降到非常低的比例，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共同富裕。
　　為什么會有如此大的城鄉收入差距？劉俏分析，一方面是農業的全要素生產率比較低。2020年農業附加值在GDP中的占比為7.4%，但是仍然占用24.6%的就業人口，幾乎相當于7.5億總就業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此龐大的就業群體貢獻比重如此低的附加值，這表明農業全要素生產率水平是較低的，也說明農業改革、鄉村振興迫在眉睫。
　　根據我們的測算，到2035年，如果要達到現代化國家的水平，農業就業人口可能下降到6%左右的水平，意味著未來十來年將有1.4億農業就業人口需要跨行業轉移。
　　另一方面，也有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較低的原因。2021年，我國戶籍人口城鎮化率（非農業人口與戶籍總人口之比）為47%，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在城鎮生活六個月以上的人口數與年末總人口之比）為65%。兩者中間有18個百分點的差異。這意味著，中國有2.55億人居住在城市，但是沒有戶籍。加上未來還有1.4億人要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總計未來可能有4億人需要在城市里居住下來，完成社會身份的變遷。
　　當城市有了大量的人口流入，他們的消費對當地的產業結構、公共服務領域的投資效率都將帶來影響。比如，在房地產領域，這些新市民首要的選擇可能不再是購買商品房，而更多是考慮保障性住房，或者保障性租賃住房，這就會帶來全新的房地產發展模式。
　　劉俏強調，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與戶籍人口城鎮化率18個百分點差距能否逐漸減少并最終趨近0，應該成為衡量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重要指標之一。
　　關鍵指標5：“超越GDP”的經濟指標
　　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決定了我國經濟政策目標體系不應局限于傳統GDP指標或增速。劉俏表示，國內生產總值（GDP）是用來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運行規模的宏觀經濟指標，具有全面性、系統性、科學性、連貫性、可比性等特點，被廣泛應用于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曾有經濟學者將GDP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然而，將GDP用作衡量人類福祉的指標并非完美。例如，GDP無法衡量非物質福利，無法衡量增長的質量，忽略了負外部性問題，在發展中國家的適用性、準確性也受到質疑。
　　在此背景下，光華管理學院的研究團隊采用了類似金融學的研究方法，在指標構建選取方面突破GDP的局限性，創造性提出“GDP調整因子”概念和“有效GDP”的概念。其中，有效GDP反映“理想發展模式”理念下各國的真實發展水平；GDP調整因子是一系列重要的、衡量人們生活質量或福利水平的指標的函數，可以作為各國發展水平對標“理想發展模式”的折現因子，對GDP起到調整、修正的作用。
　　構成GDP調整因子的指標體系包括七方面：勞動生產率、基尼系數、出生時預期壽命、全要素生產率增長（5年平均）、家庭可獲得基本公共服務的人口比例、國際貧困線以下的就業人口占比、客運量。需要強調的是，基于以上7個指標且體現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理念、發展特征的GDP調整因子，與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的近200多個指標（SDG）關聯性非常高，相比SDGs指數的解釋力更強，在衡量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效率上更具優勢。研究團隊對公開數據的整理和測算得出的初步結果顯示，這一方法論對傳統GDP和現有超越GDP指標體系從新的角度進行了補充和改善，創造性地構造了一個衡量人類福祉水平的指標。
　　劉俏表示，“超越GDP”的經濟指標是未來我們評估中國發展水平的一個總匯指標，它背后體現的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理念、發展方向以及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