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佳妮 杭州電子科技大學會計學院
摘要:數字經濟時代下,新技術的廣泛發展與運用,企業的數據量正經歷爆炸式的增長,數據成為企業的“導航儀”。企業內生數據的重要性逐漸顯露,甚至變成企業的關鍵生產要素。但由于數據缺乏統一標準、數出多門等問題,數據利用困難重重。為了提高企業的數據管理能力,充分發揮財會類數據價值,財會類元數據標準的制定刻不容緩。文章主要討論在數字經濟背景下,制定財會類元數據標準的必要性,并對元數據標準的制定提出思路建議。
關鍵詞:數字經濟;財會類數據;元數據標準;數據管理
一、引言
數字經濟作為新的經濟形態,已經成為驅動我國經濟發展與轉型升級的動力引擎。2019年我國數字經濟總量達35.8萬億元,占GDP比重達36.2%①。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新興技術正在與許多傳統領域加速融合互動創新,尋求新經濟的突破發展口。
隨著數字技術在經濟活動和經濟環境中的廣泛應用,會計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當前的會計理論研究與之逐漸脫節。上海財經大學孫錚教授認為,我們正進入工業4.0時代,而我們的法律法規、行政制度、會計準則和職業判斷仍然停留在工業1.0-3.0時代。這就導致會計信息無法滿足利益相關者在質量、內容、時態、頻率的需要,會計信息相關性與有用性每況愈下(黃世忠,2018),會計信息質量亟待提升。
新會計環境下,數據成為主要生產資料,數據生態系統成為重要生產關系。會計數據作為企業數據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蘊含著可以滿足商業決策需求的重要信息,會計數據價值的實現有賴于企業有效的會計數據管理。那么會計研究的核心關注點應從傳統的財務報告轉向于關注如何在新的會計環境下更好的管理與運用財務數據。要有效地管理與利用這些資源,就要將不同來源與類別的數據分類至不同的數據倉庫,并設計一套面向財會信息資源,方便檢索的代碼系統,即財會類元數據標準。
二、數字經濟下企業面臨的會計數據管理困境
數字技術的發展不僅助推企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也使企業的數據量飛速增長。在數字經濟時代,數據資源是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體現(張慶龍,2020)。企業每年產生的數據量非常龐大,但目前大部分企業對于會計數據價值的認識仍然處于起步階段,華為與IDC聯合發布的白皮書指出,當前企業僅僅了利用了10%的管理數據,90%的“沉睡數據”無法被喚醒,也有學者研究表明企業通常只關注到了企業總數據資源的2%-4%。可見,企業會計數據管理的意識仍較為薄弱,數據利用率低下,企業業務規模化進程中,各種數據管理問題接踵而來。
(一)會計信息碎片化嚴重,會計數據共享難
當前許多企業在信息化建設初期,建立了ERP、CRM、SCM等系統,但由于未從全局層面考慮到,企業內部系統構架變成相互獨立的“煙囪式”,無法實現一體化結合。雖然信息化建設中企業內的會計信息系統子系統間已經逐漸融合,但會計信息系統與業務信息系統,倉儲管理等系統等仍然處于割裂狀態,在物理上獨立于企業其他信息系統。所以會計相關數據散落于多系統、多部門之中,這種數據在相互獨立存儲、獨立維護的情況下,形成了企業內部的信息孤島。而信息孤島阻斷了數據的共享和統籌利用,形成企業內部大量的信息死角,這就導致了財會信息沉積在各個單元,資源浪費嚴重,企業內部產生的數據的應用水平和共享程度都很局限。
(二)會計數據接口標準不統一,利用效率低,數據質量差
大數據背景下,企業或集團內部分散著成十上百種系統也是很普遍的情況,大部分企業的數據都是多頭管理。當需要整合利用信息時,由于缺少統一的數據接口標準,多部門或者母子公司猶如信息孤島,將出現:數據取值不一致,跨系統、跨部門理解不一致,同一數據被不同部門重復公布或者部門之間發布的數據不一致等問題。這意味著當企業內部需要某些會計數據時,財務人員需要耗費大量時間進行數據的合并、調整和匯總工作,而企業則需要更長的時候才能接收到可利用的數據。會計數據無法快速 “交付”,也就意味數據的價值也在傳遞中流失,最后造成了高調整成本、低數據質量的局面。
(三)會計數據規模有限,數據顆粒度不夠細,難以挖掘價值
傳統會計信息的保存期限依賴于信息載體,例如:原始憑證、發票等,但信息載體的壽命一般都有期限,這就致使傳統會計信息的長時間大規模儲存很困難。而那些以電子文檔形式儲存的會計信息,由于來源的應用程序不同,隨著應用系統升級與轉換,這些財會信息資源的兼容性逐漸下降,長期保存也成為企業難題。而影響大數據價值的重要因素就是數據規模,大數據需要在大量數據的基礎上,發掘出數據的“隱喻”價值(徐宗本等,2014)。
而數據顆粒不夠細則代表著數據結構不規范、含有大量混合內容的元素,不僅使數據質量大打折扣,更增加了數據處理的成本與難度,降低數據管理效率,難以為企業決策人員提供深度定制化的決策信息資源。
三、制定財會類元數據標準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財會信息資源的快速檢索,為決策者提供便利
財會類元數據標準可以對各類財會信息資源的特征屬性進行精準定義與描述,最終將這些信息存儲在企業的數據倉庫或數據中心中。當決策者需要相關信息時,可以通過不同的標識實現相關財會信息資源的快速定位、抽取與整合,幫助企業實現ETL ( Extract-Transform-Load) 過程,同時可以幫助決策者實現各種聯機檢索方案,形成多維度的數據報表和透視表,為決策帶來更大的便利。
(二)有利于實現企業業務系統與決策支持系統的數據聯通
企業日常運營中產生的原始信息資源很難直接被決策支持系統利用。而建立財會類元數據標準就可以將日常業務信息需要轉換為可存儲的數據,再通過元數據的描述和標識進行簡化與屬性突出,最后將數據整合分類,轉換為支持決策系統所需的信息資源。元數據的參與使得企業的應用型數據轉換為數據倉庫所儲存的信息這一復雜過程變得高效便利,實現企業流程的優化,提升數據管理水平。元數據標準的建立使數據在起始階段就實現數據統一,為企業后續的數據聯通,數據共享與利用奠定基礎,推動財務與業務間的緊密聯系。
(三)有利于財會信息資源的長期保存與追蹤監控
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數據采集、儲存、輸送、分析等能力在大大提升,通過建立財會信息資源元數據標準,利用元數據標準來描述資源的相關屬性,記錄原始業務邏輯,并實現對于數據結構的變化的實時追蹤。這不僅可以實現財會信息資源的長期存放,改變傳統形式中出現資源丟失的現象,又進一步保證了財會信息在不同系統與格式中轉換的完整性和真實性,使其在發展過程中具有可持續性。而在元數據管理系統中設置監控與預警規則后,則可以通過對于關鍵業務中關鍵數據以及指標的追蹤與監控,實現對企業關鍵業務的實時風險預警管控。
四、我國財會類元數據標準研究的基礎與不足
國外元數據標準的開發與應用起步早、起點高,成果頗豐。但近幾年來,國內元數據標準的研制和開發也獲得了長足的進步,不少領域已有較成熟的元數據標準方案被應用,例如:數字圖書館元數據方案、電子政務元數據標準、國土資源信息核心元數據標準等。
就財會信息資源領域而言,我國第一個有關會計軟件數據接口的國家標準:《信息技術 會計核算軟件數據接口》GB/T 19581-2004,是由審計署和財政部共同提出并起草,并于2005年1月1日在全國范圍內實施。2006年10月,《財會信息資源元數據標準》在國家標準委員會審批之下立項成功,2008年12月,形成終稿《財會信息資源核心元數據標準》,并通過專家組的審核。作為我國會計領域中第一個按照國際規則的技術規范所推出的元數據標準,《財會信息資源核心元數據標準》不僅具有良好的可擴展性,更為各種財會信息資源的查找與運用提供了新方法。
我國雖然建立了《財會信息資源核心元數據標準》,但這僅僅是一個通用標準,在信息的高效處理與運用上仍然需要強化,與其他領域的互操作性也較低,這就需要借鑒國外相關領域的先進經驗來不斷優化我國財會類元數據標準,以實現財會信息的充分高效運用。
五、財會類元數據標準的初步設想
目前國際上較為常見的人文社科與綜合領域的元數據格式包含:都柏林核心元數據(Dublin Core,簡稱DC),AACR2 (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 2nd edition) 、MARC (Machine-Readable Cataloging) 、文獻編碼計劃書(Text En-coding Imitative ,TEI)等。在眾多元數據格式中,DC元數據可以說是國際上廣泛認同與應用的一種元數據,也是國際公認的用于確定最小信息資源描述的元數據格式。它包括l5個元數據核心元素:題名(Title)、創建者(Creator)、日期(Date)、主題(Subject)、出版者(Publisher)、類型(Type)、描述(Description)、其他責任者(Contributor)、格式(Format)、來源(Source)、權限(Rights)、標識符(Identifier)、語種(Language)、關聯(Relation)、覆蓋范圍(Coverage)
財會類元標準的設計,以DC 元數據為依據,采用最新的國際標準 ISO 15836-1:2017的規范,對相關的元數據元素來描述財會信息資源對象的屬性。而這些資源可以是物理形式的,例如:紙質的憑證,購銷合同等,也可以是數字的,例如:PDF格式的電子發票,業務系統數據庫。根據這些被描述對象的特殊性,財會類元數據標準的初步設計方案如下:
第一,在DC元數據的15個元素中選取可通用描述財會信息資源對象的元素,例如:題名 (Title)、日期 (Date)、來源 (Source)等,并遵守其元素語義定義,只做必要的修改。DC元數據元素中無法通用3個元素:創建者(Creator)、出版者(Publisher)、其他責任者(Contributor)仍保留,在數據庫中屬于空值,便于元數據庫之間共享。
第二,根據財會信息資源對象的特殊性,需要在以上的基礎上拓展一些新的元數據元素,例如:貨幣 ( Currency) 、附件 ( Attachment),用以完整描述財會信息資源的屬性,并增加備用字段,用于將來擴展。
第三,對于選取的元數據元素定義進行必要的修改,有的元素賦予實際需要的含義,主要是對DC元數據元素的擴展元素和編碼方案進行必要的增刪,以適應財會信息資源的特點。
最后根據基于XML/RDF的描述體系將各類數據封裝在一起,統一元數據的描述方法,保證了企業運營中產生的財會類元數據質量與完整性,提高了財會領域以及相關領域之間元數據間的互操作性。
六、關于財會類元數據標準制定的建議
第一,國外與國內在建立財會領域的元數據標準上都已有成果,因此各機構在制定前需深入學習研究有借鑒意義的或通用的標準應用方案。為避免前期投入資源的浪費,在后續研究與制定元數據標準時,各個研究機構需要加強合作,必要時候可共同開發,共享研究成果,不僅促進財會類元數據標準的深入研究與不斷完善,更促進我國會計信息標準化的發展進程,提高財會信息資源建設的整體水平。
第二,加強不同領域元數據的互操作性。數字化時代各類數據都成為學者們研究的基石,所以在研究財會類元數據標準時,就應該先了解與分析各類元數據的發展趨勢與優缺點,尤其是財會相關領域,然后在具體設計時盡量保留國際通用且有效的元素,這樣才能增強各領域元數據之間的互操作性,為后續信息資源的描述、交流與精確互換等工作奠定基礎。
第三,在制定我國財會類元數據標準時也要注意與國際相關標準與通用語言的兼容,例如:都柏林核心元數據、XML語言,這樣可以讓用戶更加方便的使用該元數據標準。從全球化的大背景來看,高兼容性的財會類元數據標準不僅會計實操中減少元數據的互操作問題,避免由于語言表達造成的歧義,也使后期的進一步的發展與大范圍的推廣變更便利。
第四,財會類元數據標準在制定時需要注意其拓展性,文章中的元數據標準初步設計方案以都柏林核心元數據為核心也是因為它的高互操作性與高適應性,并且在國際上獲得廣泛的認可。由于財會信息資源的特殊性,不同的用戶可能因為單位性質或主營業務不同,具體的需求也大相徑庭,后續需要根據現實情況拓展關鍵詞或者元素。因此增加財會類元數據標準的拓展性,也為用戶后續的實操運用留下擴展空間。
七、結語
數字化轉型浪潮中,企業和政府部門都在不斷在“數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的轉型之路上投入大量資源。組織的管理水平逐漸提升,對于所使用的信息要求也越來越高,而其中積累的財會信息資源的價值也逐漸凸顯,但很明顯各組織對于這些信息的利用程度遠遠不夠。雖然組織內部建立了智能決策支持系統,但需要利用的財會信息卻如同一盤散沙,使得智能系統卻得不到數據支撐的尷尬局面,因此各類組織需要更加重視財會類信息資源的利用,重視內生數據管理才是各類組織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策略。
無論是對于企業或是政府部門,財會類元數據標準的價值與必要性都不言而喻。從企業到政府部門,從財會信息的有序存取到聯機檢索和數據共享,都依賴于財會類元數據標準。財會類元數據標準的制定,幫助企業充分利用內生的財務信息資源價值,不僅保證財會信息質量,也為日后企業做分析與決策時帶來強有力的數據支撐,更為政府部門的信息監管和數據分析提供了便利與效率。因此,我們應該加快財會類元數據標準的實踐研究,幫助完善我國會計標準體系,實現各類組織可持續發展與財會信息資源的國外內共享。
注釋:
①數據來源:中國信通院發布《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0年)》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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